李大釗別號守常，他在北洋法政專門學校畢業後，又赴日本留學早稻田大學，前後都是學習政治經濟。他在日本因為常常向《甲寅雜志》投稿，就結識瞭章士釗，後來就由章士釗的介紹而到瞭北京大學。
我根據北京大學檔案不完全的記錄，知道章士釗是在一九一七年任北大教授，又從是年九月起兼北大圖書館主任，到一九一八年二月，章先生向北大校長蔡元培推薦李大釗繼續他作圖書館主任，蔡先生就答應瞭，自是時起，大釗先生就作瞭北大圖書館主任，但是不兼教授。這是我從一九一八年上季班印的北京大學二十周年紀念冊考察出來的。
我又從北大不完全的檔案查出，自一九二○年九月起，北大教授中就有李大釗姓名在內，一直到一九二五年八月，才註明停支薪水。這時北大延聘教授，例以一年為期（每年從九月起至下年八月止），究竟大釗先生系從那一年作瞭北大教授？要費一點考証工夫。我考察一九一九年二月所印行的北大教職員錄，知道大釗先生在一九一九年九月以前，隻擔任圖書館主任。如果作瞭教授，應該從一九一九年九月開始，但以未找到這時候的檔案，所以也無從斷定。
據王森然所作的《李大釗評傳》和郭湛波的《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都說大釗先生是於民國九年（一九二○）任北大教授，証以我查出的北大檔案，這話似乎可靠。但胡適在一九二三年所作的《近五十年之中國文學》上說：“民七（一九一八年）一月以後，《新青年》重新出版，歸北大教授陳獨秀、錢玄同、沈尹默、李大釗、劉復、胡適六人輪流編輯”。照這些話來推測，可能大釗先生從一九一八年八月就作瞭教授。這一小問題，留待將來得到正確文獻，再來決定。
大釗先生把北大圖書館主任辭去，是在一九二一年九月蔡校長自法國回校以後，繼續他作主任的是皮宗石。大釗先生辭去主任以後，就以教授而兼任校長室秘書。
根據北大檔案記載，大釗先生所開的課程，在史學系開過《唯物史觀》、《史學思想史》。在政治經濟兩系開過《現代政治》和《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又有人說，他在法律系開過《社會立法》。他又兼任過國立女子師范大學私立朝陽大學教授，在女師大開過《女權運動史》等課程。
大釗先生是在一九二五年八月，才正式脫離開瞭北大，離開北大的第三年即一九二七年四月，被張作霖的政府逮捕，在那月的二十八日他就光榮地為主義而犧牲瞭！
根據許多的史料，可以知道，大釗先生對於共產主義思想的研究及領導，五四運動的推動，以及組織共產黨的工作，都是非常努力，而做瞭先知先覺。這一段李大釗的歷史，是值得稱述的一段歷史。
二
李大釗先生對於五四運動，是否作瞭領導？是否在這一運動中發生瞭主導作用？領導這一運動的是否尚有他人在內？這是值得討論的一個問題。……
一九三三年魯迅給《守常文集》作序。他說：“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段棋瑞槍擊徒手請願的學生的那一次，他（大釗先生）也在群眾中，給一個兵抓住瞭，問他是何等樣人？答說是做買賣的。兵說，那末，到這裡來幹什麼，滾你的罷！一推，他總算逃得瞭性命。”照這一次的事實，証明大釗是親身參加群眾中而作瞭指揮者，這才算真正地來領導這一次的學生運動。拿後來的實際行動，來說明前一期的領導群眾運動的問題，也可以想象到大釗先生來實際參加這次的五四運動。
據我多方調查的結果，那時候李大釗先生，的確有參加領導這一運動的可能性，要說明這一問題，應該從北大圖書館本身說起。
北大圖書館原設在北大第三院（現在的理學院）後樓。一九一八年秋天漢花園北大第一院的紅樓落成，便把圖書館移入紅樓的下層，分為二十一個書庫，六個閱覽室，這都是經過大釗先生親手計劃的。
圖書館的主任室，是在紅樓下層東南角，靠南頭的一連兩間，外間作會議室，內間作主任室。耍進入主任室，必須先進外間的門，通過會議室，才能進入，因為內間的門，是在內外兩間的隔壁上的原故。
在五四運動以前，就有許多同學讀過大釗先生在《新青年》雜志和其他報紙所發表的文章，非常欽佩他的見解，常常來向他請教，因此他的主任室的外間，便常常有同學們的足跡。並且常在外間開討論會，當時參加討論會的，當然不能限定於北大同學，但是以北大同學居其多數。
美國記者斯諾所作的《西行漫記》其中如訪問題為“毛澤東自傳”的一篇，是根據毛主席的口述寫出來的，當然可靠。毛主席說：“當我在北大任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在李大釗領導之下，我就很快地發展，走上馬克思主義之路”。毛主席是一九一八年（想系秋天）來到北大圖書館，第二年的年初，就離開瞭北大而轉到上海，（據斯諾所記）。五四運動發生的時候，毛主席不在北京，而且在五四運動以前，大釗先生就積極推動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而啟發瞭毛主席，當然同時受他啟發的尚有不少的北大同學，這就是大釗先生能來領導五四運動的一個有力旁証。
大釗先生對於推動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是這樣的積極，也就是對於反帝反封建的中國革命起瞭積極的作用。我想他一聽到巴黎和會的山東問題，受瞭帝國主義的過分壓迫，馬上就要承認簽字，而我們的政府那樣軟弱的無能，而且在政府中曹章陸一般人，都是和帝國主義互相勾結，他一定非常氣憤，常和他接近的北大同學，當然要受瞭他的感動，無形之中也就受瞭他的指導。這樣的情形，應該是大釗先生來領導這一運動的主導作用。
據當時接近大釗先生的幾位北京老同學，談起這回事情，在五四運動前後，圖書館主任室的外間，是不斷地開會，是不斷地有同學們來參加。雖然不能說是計劃和指導五四運動，但是這樣不先不後地開會，定然是和五四運動有點關系。
根據上文的敘述，大釗先生雖然受瞭客觀條件的限制，無法象後來的“三一八”運動，親身參加在請願隊伍裡，但是他能用側面間接的方法來鼓吹這一運動，就等於實際來領導這一運動。
五四運動的領導者，除瞭大釗先生之外，是否尚有其他的人在內？也需要討論一下。
有人說過，最初提醒北大同學，知道巴黎和會上的山東問題，已臨到嚴重關頭的，是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五四運動發生以後，一部分同學被捉將官裡去，盡力援救學生而不肯向政府低頭的，也是蔡先生。這是不是有瞭領導這一運動的意義？我們隻可說，蔡先生對於五四運動有瞭啟發，有瞭幫助，而不是領導。
有人說，五四運動的意義，不能專就五四那一天的行動來說明，應該把前一段的新文化運動，後一段的（如“六一二”）各地方繼續不斷地罷課罷工，合並起來計算，才能夠具體說明這一運動。因此，如陳獨秀，如胡適之，如魯迅，都對這一運動發生瞭作用，是否五四運動也有他們參加領導在內？
反帝反封建是執行中國革命的主流，誰能掌握這一主流，誰就是領導者。這時候的陳獨秀是《新青年》雜志的主持人，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也很積極，對於五四運動的影響當然很大，我們不能因為他後來走上機會主義的道路，就把他前一階段的成績一筆抹殺。胡適和魯迅都是新文化運動的健將。但這時候的魯迅，更不象李大釗能有參加領導五四運動的機會，隻是說他的文學創造，對於五四運動也起瞭很大的作用而已。至於胡適對於政治的主張，根本就和李大釗不同，關於此節，業已有人說過瞭。歸根結底來說，當時掌握中國革命的主流，最正確而又最積極的應該是李大釗先生，因此他就成為五四運動的領導者。
三
李大釗先生不單是一位名教授，也是一位有名的新聞記者，他編輯過的日報和雜志，一時也數不清。經我查明他在五四運動前後參加編輯的雜志，隻有《新青年》、《每周評論》和《少年中國》三種，是與北京大學有關系，此外的日報和雜志姑且略而不談。
《新青年》雜志是一九一五年九月在上海出版的，由陳獨秀主編。等到一九一八年一月重新出版，便由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等輪流編輯。大釗在《新青年》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青春”，時間是在一九一六年（二卷一號）。等到大釗先生入北大以後，五四運動以前，他在《新青年》發表的作品，一共有六篇：一、“青年與老人”。二、“今”。三、“新的舊的”。四、“庶民的勝利”。五、“佈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六、“戰後之婦人”。在五四運動的當時，又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篇。
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大釗先生又和陳獨秀創辦一種小型報，因為每一星期出版一次，所以叫做《每周評論》。最初是以北大國文系進步教授如胡適、錢玄同、劉復、馬裕藻、沈尹默等做底子，每一人出現洋五元。當時名義上的編輯部是在北京宣武門外米市胡同七十九號，其實都是大釗先生和他幾個朋友擔任編輯及校對，他因為白天事忙，常常夜間回到宣武門內回回營的寓所，來完成他編輯及校對的任務，因為這樣的情形，北大一部分的同學，如辦《新潮》雜志的一般人，就常常和他接近，因此就發生研究新思想的問題，而領導瞭五四運動。
《每周評論》從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開始出版，至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停刊，共出瞭三十六期。我以為這個周刊比《新青年》尤為重要，因為《新青年》是由陳獨秀主編，在上海出版，一月一期，而且常常脫期，對於當時的新文化運動，固然有瞭主導作用，但是大釗先生等積極分子，以為領導思想和運動，都感覺到不甚敏活，所以就在北京創辦瞭每星期出版一次的小型報--《每周評論》。
《每周評論》是在五四運動前五個月出版的，又是大創先生與陳獨秀合編的刊物。我們要考察五四運動是否李大釗來領導的這一問題，似乎應該在這小報上來摸索，比較向《新青年》摸索，更能正確地得到結論，這就是我們要註意的一個重點。
在靠近五四運動的幾期《每周評論》，特別提出山東問題的危機，以喚起社會的註意。又例如對曹章陸三人的行為，有下列極深刻的批評。
（一）章宗祥、曹汝霖、陸宗輿社會上說他們是親日派，這次章公使由日本回國，許多中國留學生都手拿上面寫著賣國賊三個字的旗子，送到車站。（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日）
（二）駐日章公使回國的時候，三百多留學生趕到車站，大叫賣國賊，把上面寫瞭“賣國賊”、“礦山鐵道盡斷送外人”、“禍國”的白旗，雪片似的向車中擲去，把一位夫人嚇得哭瞭。其實章宗祥很有笑罵由他笑罵的度量，隻苦瞭他的夫人。
（三）段內閣和（日本）寺內內閣時代的二萬萬元借款，不用說都是曹陸章三人的大功。這回設法妨害巴黎專使提案的親日派賣國賊，還沒有查實是誰，上海商業公團又居然歸功於曹汝霖。我想曹汝霖必然暗中笑道，就是你們中華民國的全國國民都站起來罵我，我不但不怕，而且正於我有大大的利益。
（四）有人說陸宗輿中華匯業銀行是中日合辦的，有人說完全是日本的銀行，我們實在弄不清楚。為瞭吉黑兩省金礦森林借款，那中華匯業銀行總理陸宗輿給中華民國農商總長財政總長的信，滿紙的貴國、貴政府。這匯業銀行到底是哪國的銀行？陸宗輿到底是哪國的人？我們實在弄不清楚。（以上三條見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這些批評都載在《每周評論》的“隨感錄”，除第二條外，都署名“（隹又）眼”，應該是出於陳獨秀的手筆。
大釗先生在《每周評論》中發表的議論和筆記也不算少，都署一個“常”字或“守常”二字，也有時候寫做“明明”。在靠近五四運動的時候，對於山東問題，不見有署“常”字的議論，這是什麼原故？我以為這時陳獨秀的議論，就是大釗先生要說的話。況且在這時候的大釗先生，如果另有實際工作，當然非常忙碌，無暇及此。
《每周評論》中特別指出曹章陸三人的賣國罪行，就是指示在社會間的群眾，應該給這三人以重大打擊。以這樣的態度來說，就是對於五四運動起瞭領導作用的証明。至於直接領導這一運動的人，大釗先生之外，也不能不算陳獨秀在內。
在五四運動以後，《每周評論》的態度，更分外地積極起來，當然也有大釗先生鼓動的作用。
大釗先生在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巴黎和約簽字的那一天，寫出幾條筆記，發表在《每周評論》的“隨感錄”上。最痛切的是“新華門前的血淚”和“哭的笑的”兩條。他說：“這樣的炎天酷日，大傢又跑到新華門前，一滴血一滴淚的哭，唉！可憐，這斑斑的血淚，隻是空濕瞭新華門的一片壁上”。又說：“今天是和約簽字的日子，巴黎的歡聲必能送入全世界人的耳鼓，可是我們應該常紀念著今年今日新華門的哭聲。”這說的是如何慘痛而動人，這不是文字，而是血淚。
大釗先生和理論配合的實際行動，在前面已說過瞭，單就他在《每周評論》一個小報上的表現，也就非常可觀瞭。
由此可見，大釗先生在《新青年》發表的“青春”和“今”兩篇名作，對於中國思想界的革新，已起瞭劃時代的作用。又如“庶民的勝利”和“佈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兩篇名作，對於五四運動發生瞭主導作用，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但是我們必須知道，《新青年》的言論，所給予那一時期的影響，是和《每周評論》兩相配合起來，所給予一個新社會的影響。我們不應該單單強調《新青年》，而忘記瞭《每周評論》。
大釗先生在一九一八年六月和王光祈等發起少年中國學會，一九一九年七月學會正式成立，就於是年七月十五日創刊瞭《少年中國》雜志。這個雜志的編輯主任就是大釗先生，其中登載幾篇他所作的論文、筆記和新體詩。這時候的少年中國學會常常在北大圖書館開會，在雜志裡記載很詳細。這一雜志對於當日的新思想新文化的運動，起瞭很大的作用。這也是大釗先生在北大工作期間所推動的一件大事。
四
李大釗擔任北京圖書館主任以後，就和在北京的蘇俄人士有瞭往來。
在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以後，蘇俄就常常派工作人員駐在北京，和中國進步人士作瞭聯系。最初和大釗先生常常往來的卻有兩個俄國人。
一位是蘇俄派在北京工作的魏金斯基，一位是白俄而很進步的柏列衛。柏列衛系北京俄文專修館俄文教員，也在北大做過兼任俄文教員，因此他和北大許多先生有瞭因緣，因此促成大釗先生喜歡和蘇聯人接近。但是傳播共產主義思想於大釗先生的，是魏金斯基，而不是柏列衛。至於大釗先生能和魏金斯基接近，也和柏列衛有點關系。
後來蘇俄政府先後正式派遣馬林、加拉罕、越飛到北京的時候，也和大釗先生作瞭聯系。當那時候大釗先生的北洋法政同學在直系軍閥吳佩孚幕府中有點力量，於是大釗先生和直系軍閥有點聯系。馬林等為瞭完成他們的使命，必須要和直系軍閥拉攏，他們請大釗先生來作媒介，也是可能的事。
馬林等來到中國，聲明把從前帝俄政府在中國所得一切權益概行放棄，關於庚子賠款的一部分，當然也要仿照英法美日各國辦法交還中國政府，專辦文化事業。象大釗先生在北京教育界已經有瞭學術地位，而且思想前進，自然，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物。因此馬林等願意先從教育界入手，向中國進步人士取得聯系，大釗先生就是一位最適宜的人物。
當大釗先生擔任北大圖書館主任時期，常常有蘇俄人士來到圖書館訪問，大約就是魏金斯基和柏列衛一流人物。
大釗先生和魏金斯基等有瞭往來以後，就加緊地研究馬克思主義，在五四運動的後一年（一九二○）北京就有瞭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在這時候陳獨秀已離開瞭北大，到瞭上海，因此在北方領導研究的是大釗先生，在南方的主持人就是陳獨秀。這樣的研究小組，就是下一年--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在上海成立中國共產黨的基本隊伍。
當中國共產黨在上海開成立會的時候，出席代表隻有十三人，代表北京黨員的是張國燾劉仁靜兩個人。據周佛海（日本留學生代表）《往矣集》上記載，馬林也在上海參加這個成立會。當時大釗先生何以不能前來參加，大約是在北京所負任務太重，不易於離開的緣故。
蘇俄首先派到北京的代表和大釗先生接近的應該是馬林（他前後來到中國三次），馬林在北京不得要領，乃轉變方向到南方（桂林），要和孫中山先生會面。
馬林和中山先生會面，是誰介紹的呢？有人說是大釗先生介紹的。這時候是一九二一年的冬天，大釗先生以北大教授兼任校長室的秘書，和蔡校長的關系相當密切，便把這件事告訴瞭蔡校長，蔡校長非常同意此事，便立刻寫信把馬林介紹給中山先生。這時候的大釗先生，是否和中山有瞭往來？是否他又寫信介紹馬林？是無法考察瞭。然而孫中山先生從此就逐漸地接受瞭蘇俄的影響，而要改組國民黨。後來蘇俄再派越飛來到中國，就在一九二三年一月和中山先生在上海共同發表瞭《孫文越飛宣言》。等到是年年底，中國共產黨員加入瞭國民黨，共產國際也派鮑羅廷來做孫中山先生的顧問，這時候大釗先生是在廣州對於國共合作一事非常出力。這樣一連串的事實，使得在中國的共產主義思想特別發展起來。
一九二四年一月國民黨在廣州改組的時候，大釗先生便以共產黨員而加入瞭國民黨，又做瞭國民黨的中央委員。但是他在此後仍然常駐北京，指導北方的黨務工作，他仍然是北京大學教授的一員。
我對於大釗先生組織共產黨的活動，及他和蘇俄使節的聯系，都是向各方面採訪所得的資料，並沒有豐富的文獻根據，所以我不敢再多說。
在大釗先生未脫離北大工作崗位的時候，已經有過一段幾乎被捉將官裡去的故事，我把這件事敘述一下，即作本文的結束。
現在北京大學博物館內陳列有關於李大釗的一件文獻，系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日《教育部訓令》，內稱：“北京大學首唱共產黨李大釗字秀昌（守常之訛）現住該校第三院教員休息室（又說是寄宿舍），招集黨員，密開會議，其宗旨系令各黨員分派成組，密往京師中學以上，運動學生加入該黨，通飭各校嚴行防范”，下署“教育總長王九齡”字樣。馬敘倫先生最近在他所作的《我在六十歲以前》一本書裡，也記載過這件事。他說：“我在教育部時（代理部務）有一件事情，幸而是我在教育部，原來內務部得到情報，說共產黨首領李大釗在各校活動，咨請教育部查辦，我把他壓下瞭，否則李先生不必等到張作霖做到大元帥就會被捕”。我查這年的北京段執政的政府公報，內載：教育次長馬敘倫於三月十七日免職。他免職的原因，系教育總長王九齡赴部就職的那一天，遭到瞭國立八校教職員的阻拒，因此遷怒到代理部務的馬次長，疑心他有瞭作用。由此可以証明，這件事是先被馬敘倫先生壓下瞭，王九齡就職後羞惱成怒，又把這件訓令搬出來，而頒發到瞭各校。
這件訓令裡隻說到“通飭各校嚴行防范”，也不過是照例文章，並未說將李大釗逮捕，這就表明瞭國立八校教職員團結的有力，再過瞭半個多月，王九齡（他是雲南督軍唐繼堯的代表）也做不下去而滾蛋瞭。
附記：
一、參考資料最重要者，如《新青年》、《每周評論》、《少年中國》三種。
二、與北京圖書館有關系的章行嚴、張申府、朱尚瑞、王錫英諸先生，皆以難得資料供給我作參考，特此致謝。1950年4月14日於北大文科研究所。
《觀察》1950年第6卷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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